娜扎开提•亚力坤：跨境离婚与高净值客户家事法律服务聚焦要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净值人群数量的持续增长，跨境婚姻、跨境资产配置成为常态，与之相伴的跨境离婚纠纷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其一，高净值客户的跨境资产多涉及境内外房产、上市公司股权、私募股权基金、家族信托、知识产权、跨境投资、数字货币等多种类型，资产分布在不同法域，且往往通过复杂的股权架构、信托安排实现财富隔离，导致财产权属边界模糊，难以精准界定。其二，法律适用多元，法律冲突突出。由于夫妻双方国籍、经常居所地、财产所在地分属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法域对夫妻财产制、离婚财产分割原则、信托效力的规定差异显著，如何确定准据法、协调法律冲突，成为案件审理的核心关键。其三，程序繁琐，耗时久、成本高。此类案件涉及多法域司法协作、证据跨境调取、判决跨境承认与执行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遵循不同法域的程序规则，不仅耗时漫长，还需承担高额的律师费用、公证认证费用、跨境调查费用等。其四，风险点密集，牵涉利益广泛。除财产分割争议外，还可能涉及子女抚养权跨境认定、家族企业控制权稳定、舆情泄露导致的财富缩水、跨境财产隐匿转移等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给客户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对于家事律师而言，承接高净值客户跨境离婚案件，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家事法律功底，还需熟悉国际私法、跨境财产规则、多法域司法程序，同时具备财富规划、风险防控、舆情应对、跨语言沟通等综合能力。当前，多数家事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常面临准据法选择困惑、跨境财产调查困难、信托受益权认定模糊、多法域协作不畅等问题，难以满足高净值客户的高端法律服务需求。因此，深入研究高净值客户跨境离婚与复杂财产规划的实务难点，探索破解路径与实操技巧，成为家事律师专业升级、拓展高端服务领域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客户服务体验、维护客户合法权益的关键。

高净值客户的跨境财产具有“分布广、形式杂、价值高、架构复杂”的特点，其分割难点主要集中在权属认定与分割规则两个层面，这也是此类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更是家事律师需要重点突破的实务痛点。

从权属认定来看，核心难点在于如何界定“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边界，而这一界定深受多法域夫妻财产制差异的影响。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如我国、法国、德国等，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外，均为夫妻共同财产；二是夫妻分别财产制，如美国部分州、英国、新加坡等，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婚后个人所得均为个人财产，仅婚后共同经营所得为共同财产；三是混合财产制，如瑞士、日本等，兼具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的特点，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财产归属。在跨境离婚案件中，若夫妻双方经常居所地、财产所在地分属不同法域，其财产权属的认定需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选择适用相应的准据法，这一过程往往存在法律冲突，增加了权属认定的难度。

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这一规定为跨境财产分割的准据法选择提供了明确依据，但在实务中，如何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准据法、如何应对不同法域财产规则的冲突，仍是家事律师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例如，若夫妻双方均为中国公民，经常居所地在中国，但在英国拥有一套房产，双方未约定夫妻财产适用的法律，那么该房产的权属认定应适用中国法律（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即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若双方约定夫妻财产适用英国法律，那么该房产的权属认定则需遵循英国的分别财产制规则，若房产登记在一方名下且由其个人出资，则可能被认定为个人财产。

实践中，常见的权属认定争议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跨境房产的归属，如夫妻一方在境外购置的房产，登记在一方名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结合购置时间、出资来源、当地房产登记规则、准据法规定等因素综合判断。实务中曾有案例：夫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以一方名义在加拿大购置房产，双方未约定夫妻财产适用的法律，加拿大实行分别财产制，而我国实行共同财产制，最终法院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适用双方共同经常居所地（中国）法律，认定该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二是跨境股权的认定，高净值客户多涉及家族企业，其持有的境内外公司股权、期权、分红等，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区分股权取得时间、出资来源、是否参与经营管理等，同时还要考虑公司所在地的公司法、婚姻法相关规定。若股权系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取得，即使登记在一方名下，通常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若股权系婚前个人财产出资取得，但婚后通过经营获得的分红、增值部分，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三是虚拟财产与跨境投资的认定，如数字货币、跨境基金、海外信托受益权等新型财产，其权属认定缺乏统一的法律标准，不同法域的认定规则差异较大，进一步加剧了争议。例如，数字货币在我国不被认定为法定货币，但在部分国家被认定为财产，若夫妻一方婚后持有数字货币，其权属认定需结合准据法及当地法律规定综合判断。

从分割规则来看，难点在于不同法域的分割原则、分割方式存在差异，且跨境财产的执行难度大。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应遵循“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同时兼顾公平原则；而部分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贡献原则”，根据夫妻双方对财产的贡献程度进行分割，对家务劳动、家庭付出的认定标准也存在差异。例如，我国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会充分考虑女方在家庭中的付出、子女的抚养情况，对女方予以适当照顾；而美国部分州则会根据双方的收入水平、对财产的出资比例、家务劳动时长等因素，确定财产分割比例。在跨境离婚案件中，若准据法选择不同，分割结果可能截然不同，这也成为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之一。

此外，跨境财产的执行难度大，也是分割过程中的重要难点。即使法院作出了财产分割判决，由于财产分布在不同法域，存在跨境执行的障碍：部分国家或地区不承认他国法院的离婚财产判决，或执行程序繁琐、成本高昂；部分高净值客户为规避财产分割，可能将境外财产转移至不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导致判决无法有效执行，高净值客户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例如，某高净值客户在离婚诉讼期间，将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转移至其亲属名下，且该股权所在国与我国未签订司法协助协定，律师无法跨境调查股权转移情况，法院也无法强制执行该股权，最终导致客户的财产权益受损。

高净值客户跨境离婚案件的审理，必然涉及多法域司法协作，其核心难点在于司法程序衔接不畅、证据跨境调取困难，这也是此类案件耗时久、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更是家事律师实务操作中的重点与难点。

一方面，多法域司法管辖权的冲突问题突出。管辖权的确定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不同国家或地区对离婚案件的管辖权认定标准不同，主要有“国籍原则”“经常居所地原则”“财产所在地原则”等。我国法院对涉外离婚案件的管辖权，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原告就被告”为基本原则，若被告在我国有经常居所地，我国法院具有管辖权；若被告不在我国境内，原告在我国有经常居所地，我国法院也可具有管辖权。而部分西方国家则以“国籍”为核心确定管辖权，只要夫妻一方具有该国国籍，该国法院即具有管辖权；还有部分国家以“财产所在地”为核心，若夫妻双方的主要财产在该国，该国法院即具有管辖权。

在实务中，夫妻双方可能分别向不同法域的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导致管辖权冲突，不仅延误案件审理进程，还可能出现不同法院作出相互矛盾判决的情况，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例如，夫妻一方为中国公民，另一方为美国公民，双方经常居所地分别为中国和美国，且在两国均有大量财产，双方分别向中国法院和美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两国法院均主张对案件具有管辖权，导致案件陷入僵局。此时，家事律师需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国际公约，协助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明确案件的管辖法院，避免管辖权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管辖权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案件适用的法律，进而影响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等核心事项的判决结果，因此，家事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需优先协助当事人确定有利的管辖法院。

另一方面，证据跨境调取与认定难度大。高净值客户的跨境财产证据、婚姻关系证据等，多存储在不同法域，如境外房产登记信息、银行流水、股权证明、信托文件、聊天记录等，家事律师在调取此类证据时，面临诸多障碍。一是不同法域的证据调取程序不同，部分国家或地区对证据调取有严格的限制，需要通过司法协助程序，流程繁琐、耗时漫长。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国际公约，跨境证据调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由两国法院相互协助调取证据；二是委托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代为调取证据，如“孕妇泰国坠崖”离婚案中，因被告在泰国服刑，我国法院通过委托驻泰国大使馆，在探视时向被告录取询问笔录，成功获取了案件关键证据；三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定存在困难，境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复杂，且不同法域对证据的形式要求、证明标准不同，导致部分境外证据难以被我国法院采信。根据相关规定，境外证据需经所在国公证机构公证，再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才能作为有效证据提交法院，若未履行上述程序，证据将不被采信；四是部分高净值客户为规避财产分割，可能存在隐匿、转移跨境财产的行为，而律师在境外调查此类行为时，缺乏有效的调查手段，难以获取相关证据，尤其是在一些对律师调查权限限制较严格的国家或地区，调查工作更是难以推进。

此外，离婚判决的跨境承认与执行也是多法域司法协作的重要难点。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国际公约，不同法域的法院判决需要经过一定的承认程序，才能在另一法域得到执行。但实践中，部分国家或地区对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如要求判决具有终局性、不违反该国公共秩序、双方当事人均得到合法传唤等，且执行程序繁琐、成本高昂，导致很多跨境离婚财产判决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拓宽了外国法律查明途径、明确了查明责任，为多法域司法协作中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务中的操作难题。家事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需熟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判决承认与执行规则，提前制定执行预案，最大限度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

随着财富传承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高净值客户通过设立信托的方式进行财产规划，将境内外房产、股权、资金等资产装入信托，实现财产隔离、风险防控与财富传承。但在跨境离婚案件中，信托受益权的认定与分割，成为实务中的一大难点，也是近年来此类案件的新热点，更是家事律师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核心争议在于：高净值客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的信托，其受益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能否在离婚时进行分割？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信托的类型、设立时间、出资来源、信托条款约定以及准据法的选择，而跨境信托由于涉及多法域法律规则，其认定难度较境内信托更大。

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这一规定为跨境信托受益权的认定提供了准据法选择的依据，但在实务中，如何结合信托条款、出资来源、准据法规定，准确认定信托受益权的归属，仍是家事律师需要突破的难点。

从信托类型来看，不同类型的信托，其受益权的归属认定规则不同。若为“自益信托”，即委托人同时为受益人，且信托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那么信托受益权通常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依法分割。例如，高净值客户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设立自益信托，约定自己为受益人，享有信托收益的分配权，那么该信托受益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双方可对受益权进行分割，或由一方取得受益权，向另一方支付相应的补偿。若为“他益信托”，即受益人为委托人以外的第三人（如子女、父母等），且信托条款明确约定信托财产独立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信托受益权可能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无法分割。但在实务中，部分高净值客户为规避财产分割，可能通过设立他益信托的方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如将夫妻共同财产转入以父母、子女为受益人的信托，且信托条款约定不可撤销，此时如何认定信托的真实性、是否存在恶意规避行为，成为律师需要重点核查的内容。若律师能够举证证明，信托的设立系为了规避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且损害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该信托可能被认定为无效，信托财产仍需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从出资来源来看，信托财产的出资来源直接影响受益权的归属。若信托财产系夫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出资设立，且信托条款明确约定信托财产归个人所有，那么信托受益权属于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参与分割；若信托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即使登记在一方名下，信托受益权也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依法分割。但在跨境信托中，由于信托财产分布在不同法域，出资来源的核查难度较大，且不同法域对信托财产的认定规则不同，进一步加剧了争议。例如，高净值客户婚后以境外账户资金设立信托，而该账户资金的来源涉及境内外多个渠道，部分资金为夫妻共同财产，部分资金为个人财产，此时需要律师跨境调查账户流水、资金来源，结合准据法规定，准确区分信托财产中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比例，进而确定受益权的分割比例。

此外，部分高净值客户设立的跨境信托，可能涉及多个法域的信托法律规则，如何协调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确保信托受益权的认定公平合理，也是实务中的重要挑战。例如，信托财产位于美国，信托关系发生地在中国，双方未约定信托适用的法律，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七条规定，需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美国法律）或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中国法律），而中美两国对信托受益权的认定规则存在显著差异，此时需要律师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对客户有利的准据法，准确认定信托受益权的归属。同时，随着高净值人群“安静离婚”理念的兴起，通过信托等工具实现财产隔离与隐私保护，已成为趋势，这也要求家事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更加注重信托条款的审查与受益权的精准认定，提前预判风险，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针对跨境财产分割的双重困境，家事律师需从准据法选择、权属核查、分割方案设计三个层面入手，精准破解实务难点，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其一，精准选择准据法，规避法律冲突。律师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律，优先选择对客户有利的准据法。例如，若客户为女方，且双方主要财产在中国，可引导当事人约定适用中国法律，充分享受“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若客户有大量境外财产，且境外财产所在地法律对其更有利，可引导当事人约定适用该法域的法律。同时，律师需熟悉不同法域的夫妻财产制规则，预判准据法选择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

其二，全面核查跨境财产，固定相关证据。律师应依托自身资源，联合境外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全面核查客户及对方的跨境财产，包括境内外房产、股权、银行账户、基金、信托、虚拟财产等，明确财产的权属、数量、价值、分布情况。在核查过程中，需注重证据的固定，及时获取房产登记证明、银行流水、股权证明、信托文件等相关证据，并履行境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为财产分割提供有力支撑。针对对方隐匿、转移跨境财产的行为，律师应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法院查封、冻结相关财产，同时通过跨境调查，获取对方隐匿、转移财产的证据，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其三，优化财产分割方案，降低执行风险。律师应结合财产的分布情况、价值、客户的需求等因素，设计合理的财产分割方案，优先选择易于执行的分割方式。例如，对于境内外房产，可协商由一方取得房产所有权，向另一方支付相应的补偿；对于跨境股权，可结合公司的经营情况，协商股权的归属或分红的分割比例；对于虚拟财产、跨境基金等，可协商折价分割或归一方所有，向另一方支付补偿。同时，律师需提前预判跨境执行的风险，在分割方案中明确财产的交付方式、执行路径，必要时可与对方约定分期支付补偿款，降低执行风险。

针对多法域司法协作的实操难题，家事律师需熟悉多法域司法程序，灵活运用司法协助机制，高效推进案件进程，降低案件成本。

其一，合理确定管辖法院，规避管辖权冲突。律师应结合当事人的国籍、经常居所地、财产所在地等因素，分析不同法域法院的管辖权，协助当事人选择对其有利的管辖法院。若出现管辖权冲突，律师应及时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提交相关证据，明确案件的管辖法院。同时，律师需熟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国际公约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以及不同法域的管辖权规则，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避免管辖权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二，灵活运用司法协助机制，高效调取跨境证据。律师应根据证据所在法域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证据调取方式：对于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可通过两国法院相互协助调取证据；对于未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可委托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代为调取证据，或联合当地律师调取证据。如“孕妇泰国坠崖”离婚案所示，在被告境外服刑的情况下，通过委托我国驻当地大使馆探视时调取证据，是高效获取境外证据的重要方式。同时，律师需熟悉境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及时履行相关手续，确保证据能够被法院采信。针对对方隐匿、转移跨境财产的行为，律师可联合境外律师，通过当地的调查机构，获取相关证据，为案件审理提供有力支撑。

其三，提前规划判决执行，保障权益实现。律师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前预判判决跨境承认与执行的风险，结合不同法域的执行规则，制定合理的执行预案。对于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可在判决生效后，通过司法协助程序申请执行；对于未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可通过当地律师，在当地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我国法院的判决。同时，律师需提醒客户，在离婚诉讼期间，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查封、冻结对方的跨境财产，防止对方转移财产，确保判决能够顺利执行。

针对跨境信托受益权认定的难点，家事律师需重点审查信托条款，核查出资来源，结合准据法规定，精准认定受益权的归属，防范对方通过信托规避财产分割的风险。

其一，全面审查信托条款，明确信托性质与受益权归属。律师应仔细审查信托合同的全部条款，明确信托的类型（自益信托或他益信托）、委托人、受益人、信托财产的来源、信托收益的分配方式、信托的撤销条件等，结合准据法规定，认定信托受益权的归属。对于他益信托，需重点审查信托条款是否明确约定信托财产独立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存在恶意规避财产分割的情形；对于自益信托，需审查信托财产的出资来源，明确受益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其二，核查信托财产出资来源，区分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律师应联合会计师、境外律师等专业人士，全面核查信托财产的出资来源，区分其中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比例。对于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的信托，即使登记在一方名下，其受益权也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依法分割；对于以个人财产出资设立的信托，其受益权属于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参与分割。在核查过程中，需注重调取相关证据，如银行流水、出资凭证、信托文件等，确保出资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

其三，防范对方通过信托规避财产分割的风险。律师应重点核查信托的设立时间、设立目的，判断是否存在恶意规避财产分割的情形。若发现对方在离婚诉讼前或诉讼期间，通过设立他益信托的方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且信托的设立损害了客户的合法权益，律师应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认定该信托无效，将信托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同时，律师需提醒客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设立信托，应明确约定信托财产的归属，避免后续产生争议。

除上述核心破解路径外，家事律师还需注重管辖权选择与舆情防范，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高端法律服务。在管辖权选择方面，律师应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优先选择对客户有利的管辖法院，不仅要考虑法律适用的便利性，还要考虑判决执行的可行性。例如，若客户的主要财产在中国，且中国法院的判决更有利于客户，应优先选择中国法院管辖；若客户有大量境外财产，且境外法院的判决更有利于执行，可引导当事人选择境外法院管辖。

在舆情防范方面，高净值客户往往注重个人隐私与财富安全，跨境离婚案件若引发舆情，可能导致客户的商业信誉受损、财富缩水。因此，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需注重隐私保护，严格保密客户的个人信息、财产信息、案件细节等，避免信息泄露。同时，律师应提前制定舆情应对预案，若出现舆情风险，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引导舆论走向，最大限度降低舆情对客户的不利影响。

高净值客户跨境离婚案件的复杂性，决定了家事律师高端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律功底，还需要丰富的实务经验、跨领域的专业能力以及全球化的服务视野。跨境财产分割、多法域司法协作、信托受益权认定，是此类案件的核心难点，也是家事律师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

作为家事律师，在处理高净值客户跨境离婚案件时，应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精准分析案件难点，灵活运用实务技巧，从准据法选择、财产核查、证据调取、信托审查、管辖权选择、舆情防范等多个层面，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法律服务，精准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同时，家事律师还应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熟悉多法域法律规则与司法程序，加强与境外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的协作，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满足高净值客户的高端法律服务需求，推动家事律师高端服务领域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