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媛媛：下沉、穿透、破局——养老服务产业实践思考（一）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对文明底线的温柔拷问。在“银发浪潮”席卷全球的版图上，一场关乎国运与民生的深刻变局正在展开。中国作为全球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未富先老”与“高龄少子化”的多重挑战下，如何跨越周期，通过市场化与法治化逻辑完成谋篇布局？

当养老不再仅仅是家庭的后顾之忧，而是大国经济韧性中的“压舱石”，如何挖掘隐匿于民生痛点之下的深层规律与未来图景？我们将通过系列文章聚焦养老服务行业焦点，为每一份“夕阳红”构筑起穿越风浪的法治屏障，助力企业在合规框架内高效把握发展契机、行稳致远，让“老有所养”落子有声。

2024-2026年，随着我国60后“婴儿潮”一代集中进入老年期，叠加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中国正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1]。国家层面，《“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持续落地，《养老服务法》进入立法快车道，政策端释放出明确的“扩大供给、规范市场”信号，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催生了高端养老社区、CCRC（持续照料退休社区）、智慧养老、老年辅具等细分赛道。

然而，繁荣的表象之下，行业面临着深刻的供需结构性错配。一端是面向高净值人群的高端养老机构（“豪华版”），另一端是基于政府“保基本”的公办或普惠性养老机构（“温饱版”）。而面向最庞大的普通工薪阶层，特别是失能失智刚需人群的、价格可及且服务专业的“中端普惠型”养老服务，则处于系统性塌陷状态。如何将潜在的“人口负担”转化为现实的“发展机遇”,不仅关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深度转型，更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和产业创新能级的重要标尺。

1. 养老服务产业现状：中国人口结构的系统性张力及其衍生挑战

随着人均寿命从2000年的71.4岁增至2025年的79.2岁，中国老龄化进程远超世界平均水平[2]，与此同时，受工业化发展及国家政策影响，总和生育率（TER）多年呈逐年下降趋势且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3）和更替水平（2.1），甚至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出生率仅5.63‰。[3]

在长寿化与少子化双重挤压之下，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10.2%快速攀升至2025年的23%，24年间近乎翻倍。中国从老龄化（7%，2000年）步入深度老龄化（14%，2021年）仅用时21年，远快于美国的72年和日本的25年。（参照表1）

表1：中国代表性城市与日本老龄化进程对标

注：上海市数据为户籍人口，更能反映本地人口的深度老龄化状况。其他城市为常住人口数据。由于数据可得性，部分城市使用了省级数据或较早的普查数据作为参考。

以上表为例，这些中国城市在达到同等老龄化水平时的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整体社会发展水平，远低于当时日本的状况。这便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困境。

面对中国未富先老的困境，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主体和政策制定者没有奢侈的时间去进行渐进式改革。日本在漫长的过渡期中，逐步建立了成熟的介护保险制度、完善的养老服务标准和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中国的市场参与者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应对更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长寿时代更多疾病将与高龄老人共存，带病长期生存也将变得更为普遍。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其与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在逐年扩大，这一差距甚至可以达到10年以上，11.5%~15%的预期寿命都因不健康而折损，这对医疗和护理资源形成了长期压力。[4]

根据WHO、IARC等权威机构2023-2024年相关报告，目前国际高发疾病种类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失智症、呼吸道疾病，还有传染病如COVID-19、艾滋病、疟疾等，其主要治疗情况如下：

尽管人类预期寿命已经大幅延长，慢性疾病致残或失能的人数却在不断攀升。相较于癌症、心脏病等死亡较早、发病较为迅速的疾病而言，类似于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关节炎等依赖性病症（即需要外部护理与帮助的疾病），发病率也与年龄正相关，且其对患者及看护者的影响是长期的。

以阿尔兹海默症为例，认知退化是所有患者的宿命。百岁老人患此病的风险高达99%且治愈率非常低。《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指出，阿尔兹海默症的患病负担上升主要是因为预期寿命而非该病发病率的上升，且此病治疗成本很大一部分是隐性的，不计入GDP，不体现在可衡量的产出、收入或者支出中，但这部分成本是真实存在的。以阿尔兹海默症为例，其日常照护和治疗成本包括三类：

第一，患者自身承担的成本，主要成本由此病患者承担，既包括医疗费用等显性成本，也包括生活质量下降等隐性成本。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人试图明确衡量这些隐性成本（比如，生活质量的下降），从而为调动更多资源投入此病研究和护理的方案做成本收益分析。

第二，患者的护理人员承担的成本。虽然在家里照顾轻度或者中度依赖性的患者是可能的，但要照顾高依赖性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是非常困难的。实务中患者的家人倾向于在家中照顾他们以保证其生活质量，虽然这需要自我牺牲，然这些家人往往会出现抑郁、焦虑、身体状况变差、工作生活的平衡被打破等情况。[6]除了非正式护理（费用很大，但量化极为困难，不确定性很高），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当现有医疗体系无法确保此类病症的有效治疗时，个人最终要承担巨额成本，包括直接医疗成本，直接社会护理成本（比如有偿的职业上门护理、住家护理和养老院护理）和非正式护理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新的社保体系，终结此种“患上失智症就像抽中下下签”的情况。

第三，“包括沉淀成本在内的”研发支出和临床试验成本（临床试验成功与否均有成本，迄今为止治愈率非常低）。其中阿尔兹海默症的第三类成本投入相对该病症本身带来的巨大问题，更显微不足道且缺乏公共部门资助与支持。而医学界就发现、诊断和治疗以及政策而论，这一领域的进步远远落后于其他医疗领域（比如髋关节置换术和白内障手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和资金投入要比癌症单一领域少得多。

可见，长寿时代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现象，寿命延长伴随长期带病生存，加剧资产耗竭概率；而少子/无子化瓦解了传统家庭代际供养网络，令本不富裕的家庭更易陷入贫困。家庭之间不平等的积累将扩散为社会性不平等，形成聚合性长寿风险，大量“长寿且破产”的老年人口将严重冲击社保体系稳定，这种“顶部膨胀，底部收缩”的系统结构，不仅使得医疗、养老、护理等刚性需求呈指数型增长，更令社会整体资源吃紧，最终波及社会整体健康运行。

2. 困境1：养老服务的核心堵点

失能失智期是养老服务真正的“压力测试”，任何一个养老产业，如果不能在失能失智期有效运转，那么它在健康期的所有“美好故事”都是空中楼阁。但失能失智期的需求，本质上不是一个“消费需求”，而是一个“存在性危机”。它不是“这个服务不够好”的问题，而是“照护者自身的心理存续与社会性存在也会消亡”的问题。这种消亡表现为职业倦怠、去人性化（将老人视为“物件”），以及共情能力的彻底关闭——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同情疲劳”。

（1）照护者的困境

照护者的困境，是养老产业最根本的供给瓶颈——它触及了人类利他能力的上限，是人性承受力的极限被系统性突破的问题。实践中照护者的崩溃往往比老人的病痛更先到来——这是整个行业最被低估的真痛点。

养老服务是人类少数几个需要持续对抗本能（比如处理排泄物、褥疮、失智老人的狂躁，这些是对照料者心力的消耗）的领域。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逆人性”的付出：不仅需要承受“无条件的单向付出”，还要直面医疗意义上的“治愈率有限”。这决定了养老服务的核心资产并非土地或床位，而是照护者的“心理与体力余额”——这是人性承受力的真实刻度。

由此决定了养老服务的核心挑战是如何构建一个能承载这种“自我放弃式付出”而不崩溃的支持系统。遗憾的是目前整个社会体制对此提供的支持有限，当整个系统缺乏承载人性底线的冗余能力，没有任何余裕去“人性化照料”时，虐待就从“个人道德败坏”转变为“系统性结构诱因”。在这种高压且缺乏出口的环境下，哪怕是良善的个体也可能在崩溃边缘滑向非人化对待，这使得照护事故乃至虐待行为呈现出统计学上的“高频”甚至“内爆”趋势。

（2）老年破产风险

伴随寿命延长、长期带病生存的状态会加剧资产耗竭的风险，以往高龄老人的资产耗竭后，通常可以通过家庭成员的分担供养解决生活和医疗问题。但是在少子化的社会中，子女供养老人的负担变得更重，一些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将会受到更大冲击。家庭间的不平等逐渐积累，就会形成社会的不平等。整个社会中长寿且破产的老人增多，形成聚合性的长寿风险，继而将严重影响社保体系的稳定，最终波及整个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尤其相较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具备较为完善的老年人保障体系，我国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受制于“未富先老”的现实条件，老年人的保障体系仍较为薄弱。尽管目前我国的医疗费用水平相对较低，但医疗保障不足导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家庭规模小型化、微型化也是中国老年人遭受健康及经济双重压力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对全社会形成了巨大压力，也加大了老年贫困发生的可能性。

当传统的“家庭兜底”模式因少子/无子化正在系统性瓦解，而绝大多数普通老年人（以及即将步入老年的人），其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和存量，远远追不上医疗、照护、基础生活三大刚性支出的增速时，所谓“银发经济”的目标客户恐怕正在演变为“社会救助”的边缘对象，他们真正的需求不是“消费升级”而是“生存兜底”。

我们理解养老的本质不是“享老”而是对“失能风险的管理”。养老服务的实质是人类社会为应对“失能失智”这一不可逆的终极生存风险的系统性努力，其核心对象不是“健康的老人”，而应是那些进入“低质量生存”状态的人。它的最高标准不是任何证书或硬件，而是在照护对象已经无价值证明能力时，整个社会系统仍能承载人性尊严。遗憾的是实践中无论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还是行业从业者可能都忽略了这一终极人文考验，当这个标准无法达成时——正如全球无数案例所证明的——养老服务就退化为一套“老年人低质量生存、照料者无力承担”的系统性失败。

3. 困境2：历史路径依赖，社会承压体系面临复合挑战

理解过去，方能筹备未来。对个人而言，老年生活等于一场灾难，对于国家而言面对人口的缩减与少子化等同于“根基之殇”，其本质是个体资产耗竭与集体保障缺口之间的错配。老龄社会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结构、经济逻辑和财政基础，但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经济理论、财政制度、技术路线，仍在工业时代中期“金字塔型人口结构”的假定逻辑之上运行。这种“旧瓶装新酒”的错配，是全部困境的根源。

（1）理论范式失效——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但现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是建立在劳动力充足的假定上的。老龄社会的到来，让这个假定发生了改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已经面临崩溃，但无人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更缺乏适配于“未富先老+人口负增长+去全球化”的新理论，这是所有困境的元困境。

（2）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危机——养老保障体系的筹资困境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当前的筹资困境，并非短期流动性问题，而是由人口结构转型驱动的制度性财务失衡。这种失衡并非短期波动，而是长期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在职人口（缴费者）与退休人口（待遇领取者）之间代际转移比率的持续恶化，以及医疗、照护等需求刚性支出与财政收入增长弹性之间的系统性脱节。

我国财政过去依赖“高增长→高财政收入→覆盖新增支出”的增量调整模式，已基本失效，而存量调整的空间极为有限。任何试图从上述项目中“挪钱”填补养老缺口的做法，都会触发部门利益冲突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的双重风险。与此同时，老龄化的增长也拉低了未来政府债务潜在增长率与可持续性。因此，在上述三重条件约束下，任何试图通过“行政性挪钱”“等待高增长回归”或“依赖债务扩张”的路径，均不具备可持续性。

4. 困境3：资源供给不均衡，城乡、区域差距显著

我国基层养老资源供给不均衡，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一方面，城乡差距明显，城市基层养老设施完善、服务种类丰富，而农村基层养老设施简陋、服务单一，农村村级养老服务点多以“助餐、托管”为主，缺乏健康护理、精神慰藉等个性化服务，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区域差距突出，东部地区基层养老服务资金充足、设施先进、服务规范，而中西部地区基层养老服务资金短缺、设施陈旧、服务水平偏低，部分偏远地区村级养老服务点甚至存在“有设施、无服务”的现象。再者，供需匹配度不高，基层养老服务多以“普惠型”为主，缺乏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的个性化服务，部分服务项目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脱节，导致资源浪费。

5. 困境4：“银发经济”泡沫的破裂

纵观全球，这几年非理性“银发经济”泡沫正在破裂。例如：2025-2026年，美国多家以“科技+养老”为商业模式的医疗保健与养老地产企业陷入经营危机。Inspired Healthcare Capital（旗下管理多家养老社区）于2026年2月申请第11章破产，涉及160余家关联实体，估计负债10亿至100亿美元；居家远程监护平台Modivcare于2025年8月申请破产并退市；虚拟护理平台Vesta Healthcare于2025年停止运营，核心资产被收购。这些案例的共同症结在于：其商业模式未能证明能够真正降低照护成本或形成可持续的付费闭环。

日本方面，众多缺乏失能失智专业护理能力的中小型养老机构（特别是居家服务类小微企业），在介护保险费用调整、高通胀成本上升、人力短缺加剧的多重压力下陷入经营危机。2024年，日本养老护理企业破产数量达172起（同比增长40.9%），停业解散612件（同比增长20.0%），均创历史新高。

与之对应，国内银发产业也面临“内爆”危机。多家以“会员制”或“金融地产”模式运作的养老社区，面临入住率远低于盈亏平衡线以及预付费监管政策持续收紧的双重压力，部分项目已处于实质性停滞状态。2024-2025年，民政部与金融监管总局连续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及《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要求押金、会员费存入专用存款账户，正是对这一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回应。[7]根据民政部数据，2025年末全国养老机构数为39411家，较2024年净减少1014家，行业正经历结构性出清。全国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仅约45%，远低于60%-80%的盈亏平衡线，整体盈利压力较大。大量高端郊区型项目空置率高达50%以上，仍在“烧钱”维持低速运转，面临被并购或清算的压力。

综上，我们理解2026年的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并非“黄金发展元年”，而是“生存验证元年”与“模式重构元年”的残酷叠加。养老服务产业的终极出路或许不在于任何单一技术的突破或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应是整个社会契约的重构：即从“家庭代际赡养”转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共济”。

下一篇，我们将通过司法实践与策略要点以及若干经典案例的深度拆解，探寻造成我国养老服务困局的底层代码。我们期望通过系统化的实务梳理，为中国养老服务产业法律实务提供兼具专业深度与操作指引的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