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慧等：《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新规视野下的商业秘密维权路径选择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核心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资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应对日益突出的商业秘密侵权问题，1995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后于1998年修订，为早期商业秘密行政执法确立了基础规则。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原有的规定已经难以适配市场发展与新型侵权趋势。2019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启动对该规章的修订工作，分别在2020年、2025年两次形成初稿并公开征求意见，经多轮论证修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6年2月24日正式公布《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第126号令），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商业秘密保护领域迎来全国统一的行政执法规范，也是我国推进商业秘密全面保护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我国逐步构建起“民事救济、行政监管、刑事惩戒”三轨并行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先后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典》《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与完善，为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了充分的维权路径，形成了刑事、民事、行政多元协同的商业秘密保护格局。

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中，权利人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途径进行维权。但行政、民事、刑事三种维权途径在立案门槛、证明标准、赔偿范围及维权周期等方面存在差异，其路径选择直接影响维权效率与最终效果。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企业商业秘密管理与维权指引》对三类途径的核心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具体对比如下[1]：

（图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企业商业秘密管理与维权指引》）

（图2：三大维权路径的优劣对比）

从上述对比可见，三种途径各有侧重：行政途径效率高、取证便捷；民事途径赔偿范围广、可获惩罚性赔偿；刑事途径威慑力强但周期长、赔偿受限。因此，在商业秘密被侵害时，权利人需结合侵权行为的性质、证据掌握程度等实际状况，精准选择维权策略，方能最大化实现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效果。

前文已述，我国已构建起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2026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的出台也更新了全国层面上统一的行政执法规范，但制度供给与企业维权现实需求仍存在脱节的问题。而现有困局主要体现在规则顶层设计、地域司法执行、企业实操落地三个方面：

正式出台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共有三十一条，而在征求意见阶段，《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共有四十二条。其中征求意见稿中拟设置的行政举报与民事诉讼程序衔接限制性条款，即“权利人在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投诉之前，已向人民法院提起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且案件尚未审结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不予受理”，最终未被纳入生效规定。

现行规则下，全国层面依旧缺乏交叉案件的启动顺序、冲突处理、证据互认统一标准，各地只能依据本地执法司法惯例自行裁量。例如珠海市、江门市在其发布的商业秘密维权指南中明确，行政立案受理的条件之一便是当事人未就该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而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八起侵犯商业秘密典型案例中，首案便释明该案经历民事诉讼和行政执法，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固定的相关证据，为权利人在民事诉讼中提供了支撑，法院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亦为行政处罚的实施提供了证据。由此可见，部分地区允许行政与民事程序并行推进，当前程序适用的不同主要依赖地方实践填补，缺乏稳定预期，为后续执法司法分歧与企业维权障碍埋下更多隐患。

受制于区域法治发展不均衡和审判资源配置差异，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在司法裁判与行政执法层面存在地域尺度分歧。

1. 在民事司法层面，分歧集中凸显于管辖认定与商业秘密同一性认定两大核心问题。在管辖认定上，商业秘密侵权存在跨区域实施、线上线下交织的特征，各地法院对侵权行为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认定不一，从而导致管辖法院选定争议频发，直接拉长案件推进周期，增加权利人维权成本。如在“重庆高院裁定AL公司与山东TF公司、中国NKY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侵犯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原告以其住所地重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起诉，法院经审查认定案涉技术转让、申报批准文号等侵权行为实施地与结果地均重合于北京，裁定将案件移送至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处理[2]。案件移送往往耗时数月，此间侵权行为可能持续扩散，增加后续取证与维权难度。在同一性认定上，司法实务中缺乏统一的同一性鉴定国家标准与行业操作规范，各地法院在整体与局部比对原则、细节差异及技术改优行为的定性尺度上仍存明显分歧。权利人难以精准预判举证重点，一方面因未聚焦核心密点导致举证不被采信，另一方面又因过度举证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从而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2. 在刑事司法层面，分歧主要集中在“立案难”的问题上。核心难题在于刑民交叉界限模糊，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往往同时触及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构成要件上存在差异，公安机关难以精准界定案件性质，导致无法顺利立案。从总体数据来看，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数量显著偏少，且案件流转率偏低。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仅立案侦办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157起[3]；同年，检察机关以侵犯商业秘密罪批准逮捕72件131人、起诉91件220人，案件流转规模有限[4]；2025年，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起诉人数进一步降至159人，延续了案件基数偏低的态势[5]。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整体基数偏低，叠加刑民边界认定模糊的现实阻碍，进一步抬高了刑事立案门槛，权利人难以通过刑事追责形成有效震慑，刑事保护力度与现实维权需求存在明显差距。

（表1：我国现有商业秘密保护指引数量统计）

（表2：部分省市商业秘密保护指引列举）

3. 在行政执法层面，行政执法地区标准差异显著，尤其为跨区域维权带来困扰。在2026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出台前，各地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上位法原则性条款开展工作，执法尺度不一成为常态。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结合本地实践出台商业秘密维权执法指引，对取证流程、处罚裁量等关键环节作出细化规定，形成了更为具体的执法操作标准。经笔者检索，不同地区商业秘密保护指引规律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经济发达地区指引更充足，表格中涉及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均为科创活跃省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多缺失；

二是区域细化程度不同，上海已下沉至区级出台指引；

三是行业针对性有差异，深圳、浙江等聚焦新兴产业，山东、天津多为传统行业或通用规范；

四是这些指引在维权策略选择上，除珠海市和江门市外，均未对行政与民事程序的衔接作出明确规定，多是告知经营者，当其商业秘密被侵犯时，可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救济措施。

值得肯定的是，2026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公布并将于6月1日施行，明确了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侵权行为界定等核心内容，为各地行政执法提供了统一的上位依据和基本遵循，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此前执法无统一标准的困境。但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的落地并不意味着地域执法差异的彻底消除，一是新规落地执行需要一定周期，各地执法队伍对新规的理解、实施尚需时间，短期内难以实现全国执法标准的统一；二是行政、民事、刑事程序衔接仍存在堵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虽明确行刑移送路径，但行政查处与民事维权在证据标准、保密范围、损害计算上仍有差异。行政程序收集的证据在民事、刑事程序中的效力与转化规则不够清晰，各地指引也未明确行政与民事程序的衔接路径。权利人在救济渠道选择上仍面临困惑，直接影响维权效率与效果。

企业在维权路径选择上缺乏专业研判与统筹规划，同时民、刑、行三大程序在举证规则、证明标准上存在差异且衔接不畅。多重因素叠加之下，企业普遍陷入维权成本高、实际收益低的错配尴尬。

企业在维权路径选择上缺乏专业研判。部分企业仅依靠民事诉讼维权，难以应对侵权人转移证据、跨区域逃窜等情形，不仅诉讼周期漫长，也无法及时遏制侵权扩散。部分企业盲目启动刑事控告，在证据未达刑事立案标准的情况下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却无法立案。还有企业同时推进多重维权程序，因程序冲突、主张表述不一导致案件推进受阻。

民、刑、行三大维权路径衔接不畅，举证规则与证明标准的差异进一步加剧维权阻碍。知识产权刑民、行民交叉案件缺乏统一的程序处理原则。以损失数额认定为例，民刑证明标准存在明显区别，民事生效裁判认定的赔偿数额无法直接适用于刑事案件。权利人需要针对不同程序调整举证方式，承担成倍的举证与时间成本，维权负担显著加重。

结合商业秘密侵权维权实务中的路径适配难题，应当根据侵权情节与证据基础、企业核心维权需求、管辖区域执法司法特征具体情况进行决策，结合不同侵权场景制定针对性的路径选择方案，同时辅以企业事前保护、专业力量支撑的配套策略，切实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实际效果。

（图3：维权路径选择的原则）

商业秘密维权路径的选择与搭配，需立足实际，把握以上核心原则，避免盲目选择或单一依赖某一路径，让维权策略更贴合实际需求。

1. 综合侵权情节与证据基础，根据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损害后果划定侵权层级，结合权利人掌握的证据是否完整、证明力强弱匹配对应路径。证据薄弱、情节轻微的，优先选择门槛更低的维权方式；证据充分、情节严重的，可推动多种路径协同开展。

2. 明晰企业核心维权需求，明确企业维权的核心目的是快速制止侵权、弥补经济损失、严厉惩戒侵权人，还是防范侵权行为进一步扩散。

3. 调研管辖区域执法司法特征，充分考量管辖区域在商业秘密认定、民事赔偿裁量、刑事立案门槛、路径衔接等方面的尺度差异，降低地域差异带来的维权不确定性。

商业秘密侵权维权的路径适配，因个案在侵权情节、证据基础、企业核心诉求及管辖区域执法司法尺度上的差异，并无统一的分类标准与适配范式。为契合本文行文逻辑，笔者结合前述维权路径适配的三大原则，以权利人核心维权诉求为分类依据，结合实务场景归纳为三类典型情形，配套相应路径适配策略。

1. 以“紧急停止侵权”为核心诉求

此类情形的核心特征是，侵权行为处于初发阶段，商业秘密被泄露的范围小，权利人仅掌握初步侵权线索。此时，最迫切的需求是阻止商业秘密进一步泄露、制止侵权行为持续。从实务场景来看，多发生于员工离职带走商业秘密、竞争对手初步实施侵权等情形，还未造成实质性经济损失。此时，适配路径以行政查处优先。权利人可在检索当地商业秘密保护指引后（如有），优先向市场监管部门提起行政举报，实现紧急止损的核心目标；同时，行政机关通过现场检查、证据固定等职权行为，可以进一步查证侵权事实、收集关键证据，为权利人后续启动民事、刑事维权路径奠定基础。部分地区虽对行民衔接有不同规定，但未有规定或先例排斥“先行后民”的选择模式，行政查处的快速性优势，仍是此类场景下的最优选择。

2. 以“经济赔偿”为核心诉求

此类情形的核心特征是，商业秘密已被侵权人非法获取、使用甚至公开曝光，此时因为商业秘密已被曝光，止损空间有限，企业的目的是通过维权获得足额经济赔偿，弥补自身因侵权遭受的损失。实务中，多见于员工将企业客户名单、报价体系等经营秘密提供给同业竞争对手使用，或是竞争对手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企业技术秘密，用于自身产品改良，生产同类低价产品投放市场。

此种情形宜采用民事诉讼为主、行政举报为辅助的模式，核心是通过民事诉讼精准主张侵权赔偿，同时借助行政程序进一步强化证据支撑、制止侵权行为持续蔓延，契合商业秘密已曝光后的维权需求。具体而言，权利人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故意实施侵权行为且情节严重的，可一并主张惩罚性赔偿，最大化弥补自身因秘密曝光、市场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

需重点关注的是，前文提及的2026年6月1日起施行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未对民行衔接作出具体规定，全国立法层面未设置行政举报与民事诉讼的受理排他性规则，二者的启动与推进不存在绝对的程序冲突，且尤其适合商业秘密已曝光的情形。权利人可依法选择同步推进两大程序，既通过民事诉讼争取赔偿，也通过行政举报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侵权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进一步强化惩戒效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八起侵犯商业秘密典型案例中，“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无锡市YSD机床附件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便充分印证了民行协同保护在该类场景下的可行性。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固定了侵权人使用、曝光权利人商业秘密的相关证据，这些证据为权利人在民事诉讼中争取赔偿权利提供了有力支撑，而法院判决书所确认的侵权事实，亦为行政处罚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但也需警惕地方执法层面的差异，部分地区对已启动民事诉讼且尚未审结的行政举报作出暂缓受理的处理，而商业秘密已曝光后，若行政程序暂缓，可能导致侵权行为持续蔓延、损失进一步扩大，因此，权利人需提前精准掌握管辖地的行民衔接要求，按需选择同步推进或分阶段启动程序，最大限度遏制侵权行为的后续影响。

3. 以“实现严厉惩戒与全面维权”为核心诉求

此类情形的核心特征是，侵权行为情节恶劣、侵权数额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企业的核心诉求是通过刑事追责对侵权人形成震慑，并借助刑事程序固定完整侵权证据。从实务来看，此类情形多发生于职业商业间谍窃取商业秘密、侵权人大规模泄露核心商业秘密并毁灭证据的情形，此时“先刑后民”模式成为最优选择。

公安机关依托刑事程序中的侦查职权，可以突破民事私力取证的局限，固定关键证据，有效破解侵权人掩盖事实、销毁证据的难题。同时，在先刑事判决所采纳的专业鉴定意见、侵权事实认定等，经法院实质审查后，可直接作为后续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无需权利人重复举证，既降低了权利人的维权成本，也能大幅提高民事赔偿的主张效率和成功率。最高法审结的卡波案即是典型例证，在先刑事判决所采纳的专业鉴定意见与事实认定，经法院实质审查后，可作为民事案件的核心依据。[6]通过刑事追责形成强力威慑，再以刑事程序固定的证据支撑民事赔偿，实现惩戒与获赔双重目标。

商业秘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资产，其保护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具体维权路径的选择。对权利人而言，应当正确把握不同维权路径的优劣，结合侵权情节和证据基础、管辖区域特征及核心需求选择维权策略，从而最大化地达成维权效果，保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