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峰等：公司决议瑕疵与合同效力的“相对无效”交叉认定的理论转向

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引入第16条，其立法目的是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对外提供担保，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然而，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违反后的法律后果，这导致后续司法实践对此的处理原则经历了几个阶段。

早期司法实践采“内外有别”的认定思路：决议瑕疵依《公司法》处理，合同效力依合同法独立判断，核心是保护商事交易安全。

（一）代表性裁判：ZJC案

在2009年ZJC案[1]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首次明确指出：《公司法》[2]第16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仅据此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公司内部治理瑕疵不当然对外部交易产生否定效力。

（二）规则细化：ZB涂料案

2012年ZB涂料案[3]是该阶段的标杆案例。ZB股份为股东ZB集团提供担保，出具了《股东会担保决议》，但决议存在股东印章虚假、使用变更前印章、被担保股东未回避表决等瑕疵。最高院认为，《公司法》[4]第16条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唯一依据。但同时，法院首次引入了“形式审查义务”的概念，指出债权人在接受非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过程中，如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则主观上构成善意。最终判决担保有效。该案标志着裁判思路从“一刀切有效”转向“区分善意与否”。

（三）制度化：《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6条

2017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6条明确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这一条文正式确立了“内外有别、保护善意相对人合法利益”的原则，也为后续的规则转向提供了制度基础。

这一阶段的裁判思路是优先保护交易安全，决议瑕疵被视为公司内部问题，《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功能被弱化，但“形式审查义务”的引入，已预示规则转向。

随着商事交易复杂化，“内外有别”原则——价值上过度保护外部交易，公司被迫为内部治理失败买单——逐渐显露失衡。2019年《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17至23条系统规定了担保制度中的公司决议审查义务，标志着规则转为“相对区分”，即合同效力取决于债权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一）AT控股案：《九民纪要》后的标杆裁判

AT控股案中，最高院明确了几项规则：关联担保的相对人负有更高注意义务，需审查股东大会决议及表决程序；上市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因章程、决议依法公开，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要求更高；保证合同中“已经内部有权机构通过”的文字表述，不能替代对决议的实质审查。最终判决担保合同无效，但AT控股因公章管理失控、内控报告未披露违规担保等重大过错，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

（二）YY信通案：善意认定标准的统一适用

YY信通案[5]进一步强化了善意认定标准。该案中，YY信通（上市公司）为股东YY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但仅出具了董事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而YY信通章程明确规定，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最高院认为，债权人HD公司在明知应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未要求提交股东会决议，反而直接接受了不符合《公司法》第16条第2款的董事会决议，未尽到必要审查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不构成善意相对人，担保合同无效。但YY信通因存在管理不当的过错责任，仍应就因担保合同无效导致HD公司信赖利益受损承担赔偿责任，范围为YY集团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50％。

由此可见，在“相对无效”规则下，债权人从被动保护转为主动审查义务人，未尽审查者自行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正式施行，其中第7至9条对公司担保规则作了进一步细化，特别是第9条对上市公司担保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一）长江某甲公司案：越权担保例外情形的严格限缩

长江某甲公司持有湖北某丙公司68.75%股权并实际控制该公司，为某丙公司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未履行任何决议程序，亦未对外公告。一审依据《九民纪要》第19条认定控股股东为被控制公司担保属例外情形，判某甲公司负连带责任。二审改判，认为应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该条将“无需决议即可担保”的例外限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某甲公司虽控股但非全资子，不符合例外。担保既无决议也无公告，对某甲公司不发生效力，且某甲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既无保证责任，也无需承担过错赔偿，呼应了《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针对上市公司的“零责任”规则：公司无过错、相对人未尽审查时，公司不为内部治理失败买单。上市公司债权人的审查要求从此从“形式审查”升级为“披露审查”。

2024年7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尽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在实质内容上未做重大修改（仅将原第16条调整为第15条），但通过新增第11条，为公司担保纠纷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

（一）新增第11条：越权代表的责任归属

第11条首次在公司法层面确立“善意相对人”保护规则，与《民法典》第504条[6]完成闭环；同时确立“公司担责→向法定代表人追偿”的双层架构，法定代表人不再是天然的“挡箭牌或者背锅侠”；但是对“善意”的实质审查仍预留解释空间，与《担保制度解释》一脉相承。

（二）董事责任的强化

第125条规定，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则的确立让董事可能被迫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倒逼公司内部治理规范化。

民法以意思自治为基石，关注个体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自由性；公司法作为组织法，以团体意思的形成程序为核心，强调决议的合程序性与合目的性。公司决议并非简单的个体意思叠加，而是经由法定程序将团体的意思表示“蒸馏”为组织行为。这一程序价值具有独立意义——即便最终表决结果在实体上符合多数股东的“真实意愿”，若程序存在瑕疵，决议仍可能被否定。这正是商法区别于民法的核心特征：商法更重“过程正义”，民法更重“结果正义”。

因此从民商法交叉的视角审视，公司决议瑕疵及其后续衍生的合同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已非单纯的个案适用问题。新《公司法》第15条（原第16条）引发的长期争议，实质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民商合一的体制下，公司法的组织法规范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外部效力？产生效力的范围与边界又应如何划定？

传统理论认为，商法规范仅约束公司内部成员，不直接约束外部第三人。新《公司法》第15条虽本身仍属内部规范，但其确立的决议程序要求，结合《民法典》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及善意相对人保护的规则，间接成为判断外部担保合同对公司是否发生效力的权限基准。在民商法交叉体系下，这一“决议程序—效力”的联动结构，间接地将内部组织规范效力约束延伸至外部交易关系中。

这一“公司法内部规范的外部化”现象，并非孤例。例如，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关联担保问题、本次公司法修订中新增的对赌协议效力问题，都涉及内部组织规范与交易效力的联动。民法典与公司法如何分工、民法总则（现在为民法典总则编）与公司法的衔接关系，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一）给公司方律师的建议

代理公司方时，应重点举证债权人“非善意”：未审查决议、明知关联未要求出示股东会决议、上市公司未核查公告披露等。同时收集公司内控规范的相关证据，争取免除或者减轻责任。

进一步提醒，如果行为涉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依新《公司法》规定，公司赔偿后可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和负有责任的董事追偿。

（二）给债权方律师的建议

代理债权人时，签约前要求对方出示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审查决议文件的完整性和合规性；上市公司担保须核查公告披露。金融机构、专业投资人等理性商事主体负更高注意义务。同时固化善意审查的证据链（会议纪要、邮件确认、公告截图等）。

从2009年ZJC案到2024年新《公司法》第11条，公司担保规则在“内外有别”与“相对无效”之间完成了一次发足调整：既不让公司成为内部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也不动摇市场交易的稳定预期。规则还会继续演进，但保护公司财产、维护股东权益、保障交易安全这三项始终是该领域的核心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