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等八部委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下称“《整治方案》”）。《整治方案》中列明了三类整治对象，分别是非法跨境经营的境外机构、协助境外机构非法经营的境内非法中介、境内非法提供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及非法发布相关内容的境内自媒体。

对于企业而言，防范刑事风险，是必须守住的底线，也是企业管理的必修课。2024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施行，对涉企舞弊罪名作出重大修改，很多原来只适用于国企的罪名也适用于民企；2026年4月，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统一不同所有制企业腐败犯罪司法标准。这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新规和举措，既反映了国家对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高度关注，也意味着企业面临的刑事法律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需要引起企业的高度关注。

《建工解释二》出台后，建设工程法律共同体已经形成了大量及时而有价值的解读。此类文章多从条文体系、规范脉络、制度功能和重点规则出发，帮助实务主体快速理解新解释的基本面貌。对一线工程款诉讼而言，在理解条文本身之外，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这些规则将如何改变承包人追索工程款的案件打法。

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的设立是国际仲裁的里程碑，在历史上曾发挥了意义深远的作用。常设仲裁法院现已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其工作纳入到了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的体系之中；新制订的更具灵活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规则具有更广泛的管辖权，为仲裁院的仲裁活动及其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作用的发挥开拓了前景，本文旨在对中菲南海仲裁案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内容生产、分发和商业利用模式发生结构性变化，也使版权内容使用、AIGC成果权属、平台责任、商业秘密保护及跨境程序安排等争议交织出现。AI内容争议解决的重点在于把技术过程转化为可证明的事实链、可执行的合同义务和可选择的争议解决程序。本文以近几年涉AI内容典型裁判观察为起点，结合《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规定，以及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相关ADR资源，提出“内容-合同-争端解决程序”三层分析框架...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中亚地区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制造业、农业、物流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已成为中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目的地。对于中资企业而言，中亚市场兼具地理邻近、产业互补和政策沟通便利等优势，也存在法律体系、监管实践、商业文化的显著差异。

影视行业宣发环节中，主创人员的公开言论、宣传策略的选择以及舆论的发酵方向，均可能对影片出品方、关联企业乃至主创个人自身的商誉产生深远影响。2026年6月，知名艺人X为电影《Y》宣发时一句“走个面儿”的喊话，引发大规模舆论反噬，公益形象遭受重创，关联基金会亦被卷入信任危机。

近期，一家中国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披露，其海外重大能源项目国际仲裁取得胜诉，对方提出的数亿美元反索赔请求被全部驳回。然而，公司同时披露，该案仍处于执行阶段，对最终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2026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6〕54号），连同已落地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及配套自律规则，共同构建起「准入更严、运作更规范、处罚更刚性」的全链条监管框架，行业正式进入强监管、重合规、防风险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民事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下的“非常规救济程序”，其核心目的是在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基础上，为可能存在的司法错误提供补救途径，实现“有错必纠”。然而，再审程序毕竟是对既判力和两审终审制度的突破，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措施，其启动无论在立法设计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和谨慎性，以防止再审程序被滥用及被异化为普通程序。

在当前中美地缘政治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全球科技产业链与资本流动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中国的财富格局正经历结构性变革，传统造富模式褪去，以房地产为轴心的“老钱”逐渐退场。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为高新技术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估值潜力。在此双重驱动下，越来越多寻求国际化融资、兼顾市场准入与地缘风险规避的科技公司，正将香港资本市场作为重要的上市目的地，形成了一股显著的赴港上市潮。

笔者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在见证上市公司股东会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公司在会议程序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瑕疵或疏漏。纵观整个市场，亦有多家上市公司因股东会程序问题被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实施自律监管和纪律处分。这些看似细小的程序问题，轻则导致公司被责令改正、相关人员被出具警示函，重则可能引发股东诉讼、决议被撤销，甚至影响公司治理评级和市场形象。笔者结合实务中常见的程序“雷区”和近年来的监管案例，梳理了股东会从召集、召开全流程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帮助上市公司有效“避坑”，也帮助股东们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被保险人能够通过遗嘱更改保险受益人吗？本文将通过对法律规范、司法案例与实务操作的系统梳理，厘清遗嘱与保险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建议，以期全面回答该问题。

民事强制执行是生效裁判权益兑现的最终环节。随着执行规范化、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网络查控体系、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网络司法拍卖平台逐步完善，执行工作的整体效能得到显著提升。基层法院作为执行工作的前沿阵地，承载了绝大多数执行案件的办理任务，其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胜诉权益的实现程度。

2026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26〕12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简称“《建工解释二》”）。

全球ESG监管正在经历结构性分化——欧盟通过Omnibus I指令大幅缩减CSRD适用范围（2026年3月生效），美国SEC于2026年5月提议废除其气候披露规则。本文在这一新格局下重新审视中资企业面临的ESG合规环境，探讨ESG数据跨境分类分级管理，提出将ESG作为837号令“第五维度”嵌入投资全流程的实践路径，并分析绿色投建营与Pre-REITs创新模式及AI数智化的赋能前景。

《企业破产法》对共益债务是否需要履行债权申报程序未予明确，但从《企业破产法》体系解释和破产程序价值的取向来看，应更加侧重于保护破产程序价值与所有债权人的共同利益，故共益债务原则上应当向管理人进行申报，履行债权申报程序。但对于需要及时完成支付（例如水电费），且管理人可以主动调查识别，并与债权人没有争议的共益债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免于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核查和法院裁定确认程序，以优先保护破产效率，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

2026年7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GB 18384-2025《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下称“新国标”或“新规”）将正式生效。这部由工信部组织制定、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新国标，是GB 18384自2020年整合发布以来首次全面进行修订。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能源车保有量已突破4000万辆，在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智能底盘、高压快充、车网互动等新技术加速普及，拖底起火、高压触电等新型安全风险日益凸显，原有标准已难以充分适应产业发展新形势。

近年来，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新一轮调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以及资源本地保护主义趋势升温，印尼逐步将矿产资源及大宗商品出口管理提升至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战略层面。作为全球重要的煤炭、镍矿、锡、铝土矿及棕榈油出口国，印尼长期依赖资源出口获取财政收入及外汇储备，但也持续面临资源附加值偏低、原材料过度出口、外汇收益外流以及国际市场议价能力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印尼政府自前总统佐科执政以来，持续推进资源下游化（“Hilirisasi”）政策，通过限制原矿出口、强制境内冶炼加工、收紧出口监管及强化外汇留存等措施，试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收益的优势。

近期，山西省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等多起生产安全事故，再次为各行各业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警钟。安全生产无小事，一丝侥幸、一处疏漏、一次违规，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本人曾承办多起重大责任事故类案件，包括煤矿冒顶、在建冷库失火、地铁附属结构坍塌等，对于该类案件的办理有一定的心得。以案释法，拆解涉安全生产的典型罪名，解读企业生产的刑事风险，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