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重要基础性行政法规，《规定》并非针对某一行业制定，但对于近年来持续推进国际化布局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而言，其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在文化强国战略深入推进与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的双重背景下，艺术创作与管理的水平已成为衡量艺术生态健康程度的关键标尺。当前，从借鉴与演绎的侵权边界认定到AI生成内容的法律属性界定，从校园教学中的素材使用规范到商业交易中的合同风险防控，知识产权风险已贯穿艺术生产全链条，对艺术院校的教学管理秩序、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乃至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现实挑战。

信托公司从事股权信托业务有多种方式，不同的股权取得方式将导致受托人对外承担的风险截然不同。实践中，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典型模式：以信托资金对目标公司增资、以信托资金受让目标公司老股，以及接受委托人交付的未实缴出资股权。以一概之的分析不仅遮蔽各模式之间的本质差异，更难以为信托公司的业务决策和风控安排提供有效指引。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合作规模的持续扩大与跨境商事活动的日益频繁，域外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已从传统跨国犯罪领域延伸至对外投资合规审查、跨境舞弊追诉等新兴场景。然而，域外证据形成于我国法域之外，其取证主体、程序、形式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存在天然差异，由此产生了“外来证据如何进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命题，即域外证据的“转化”问题。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七条为中心，系统探讨域外证据转化的类型化区分、效力认定与审查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839号，以下简称《条例》）于2026年5月15日颁布，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是2025年7月1日施行的新《矿产资源法》配套行政法规。本次立法以国家管控、市场配置、物权保障、生态约束、安全底线为导向，系统重构矿业权出让、勘查开采许可、矿业用地、生态修复、资源储备等全链条制度体系。《条例》推动矿业权从行政许可附属品回归物权本质，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畅通融资渠道、压实主体责任、明晰权利救济路径，这标志着我国矿业管理告别管理规定分散、行政管控偏重的传统模式，迈入统一规范、市场化运作、物权保障清晰、安全发展并重的全新阶段。

一次程序合法的商标维权，何以在四天内演变成导致股价大跌的声誉危机？本文从舆情法律服务的视角，复盘事件全过程，拆解其中的法律判断与舆情处置失当，并提出企业维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维权）前应当完成的“四问压力测试”。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就Havana Docks Corporation v. Royal Caribbean Cruises, Ltd.一案作出判决，对《古巴自由和民主团结法》（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 of 1996，通常称Helms-Burton Act或LIBERTAD Act，下称“赫尔姆斯-伯顿法案”）项下关键概念作出解释，该判决降低了原告依据该法第三编提起索赔时可能面临的一项门槛。对于正在或拟在古巴开展商业活动的企业而言，该案意味着使用古巴境内历史上被没收财产的法律风险有所上升。

秘点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核心概念，贯穿于权利确定、侵权认定、责任承担的全过程。准确理解秘点的内涵与外延，把握秘点确定的时机与边界，是商业秘密诉讼成败的关键。司法实践表明，秘点的确定性、具体性、合理性直接决定案件的程序走向与实体结果。权利人在诉讼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程序允许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与调整秘点，避免因秘点不当导致败诉风险。同时，秘点与载体的关系、诉讼程序中秘点修改的限制等问题，仍需在理论上与实务中持续探索与完善。

上篇中【浅析公司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差异化路径及现实障碍（上海）】，笔者团队对法定代表人出任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划分，并梳理了各类型的主要涤除路径。本篇将聚焦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通过对入库案例及各地裁判观点的梳理与比对，归纳当前法院对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的审查标准与裁判逻辑，并分析判决生效后的执行衔接问题。

在家族企业传承与商事经营深度交织的当下，企业家突发失能，已成为家事与商事交叉领域中隐蔽性强、破坏力极大的高频法律风险。与企业家身故后有明确继承规则可依不同，失能状态下企业家民事主体资格依然存续，但丧失独立作出意思表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由此触发监护权争议、股东权利悬空、企业治理瘫痪、股权被恶意侵害、IPO进程停滞等连锁问题。该类纠纷横跨民事监护、公司法、证券监管等多重法律领域，叠加司法裁判与监管规则的适用差异，实务处置难度陡增。本文拟结合上市公司、拟IPO企业及家族企业的相关案例，系统梳理企业家失能所衍生的核心法律风险，厘清民事监护与商事规则的衔接边界，从前置防控与事后处置两大维度，为企业家及家族构建全流程控制权保护体系提供实务参考。

“行刑衔接”中的柔性空间是指即便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在情节轻微、主动消除危害等情况下，仍存在通过不起诉转为行政处罚的可能。这有利于保持刑法谦抑性，通过行刑的反向衔接优化执法司法资源配置，将不必要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交由行政程序进行更加高效的处理。此外，行政处罚领域的过罚相当原则在出口管制的执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关依法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行为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精准实现处罚的合理使用。

2026年6月，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完成数币达（CBETS）首批26家机构签约，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官宣其正式上线。数币达是央行统筹管控、机构专用、合规闭环的国家级数字人民币跨境清算枢纽，整合原有三大分立试点平台，搭载自主可控成方链联盟链，仅面向持牌合规金融机构开放。本文全面解析数币达的官方定义、落地背景、生态格局、运作规则、长期价值与潜在风险，预判其未来推广节奏，为金融机构与跨境企业提供合规实操参考。

某地片区开发PPP项目，采用“可行性缺口补助”回报机制，在2023年2月前已完成采购入库，项目内市政道路、管网、河涌治理、绿化等纯公益性子项已建成运营，但规划中的停车场、充电桩、商业配套等使用者付费子项尚未开工。2023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3〕115号，以下简称“115号文”）及相关配套规定相继出台，经营性子项目戛然而止。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长臂管辖”从传统司法管辖转化成为部分国家延伸国内法适用范围、打压他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中，美国凭借其在全球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影响力，构建了全球最系统、影响最广泛的长臂管辖机制；同时，部分欧洲国家也通过《外国补贴条例》（以下简称“FSR”）等工具呈现出管辖泛化趋势。以美国为例，其完善的管辖法律体系包括《反海外腐败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裁法案》等单行法律，又通过《反制外国敌人制裁法》构建应对他国反制的机制。

过去十余年，中国企业参与海外能源基建的核心模式是工程承包，法律工作围绕EPC合同展开。但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与“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从承包商转变为投资人、开发商及长期资产持有者。从东南亚、中东到拉丁美洲，大量中国企业正在参与光伏电站、储能系统、风电项目以及综合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与传统工程承包项目相比，这类新能源项目通常具有投资周期长、参与主体多、融资结构复杂以及法律风险跨周期传导等特点。本文拟结合笔者近期参与的东南亚光伏新能源项目经验，从主体架构、融资结构与合同体系三个维度，分析新能源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法律逻辑，以期为中国企业海外新能源投资提供参考。

传统媒体时代，企业舆情多被视为单一传播事件，应对方案局限于公关降温。然而，随着数字时代到来，算法推荐、网络大V影响等多种因素叠加，舆情已演变为兼具传播、法律、治理、监管属性的复合风险，传统应对模式难以为继。当下舆情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需求，呼吁一种法律化、结构化、系统化的治理路径。鉴于此，笔者提出一套涵盖组织构建、风险识别、证据固定、对外发声、平台对接、监管应对、行动实施、复盘沉淀的企业舆情风险应对的法律服务方案，助力企业将舆情事件从“失控”导向“有序”，切实守护企业声誉，将舆情应对能力内化为企业核心生存能力。

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39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共八章79条，围绕2024年11月8日发布的新《矿产资源法》确立的相关制度展开，是对新《矿产资源法》原则性规定的细化。《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的审议通过标志着以新《矿产资源法》为纲、以《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为支撑的全新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其中战略性矿产资源特殊保护制度、矿业权物权登记制度、矿区生态修复制度以及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等，均属全新的制度安排，是对我国自1986年以来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的首次根本性重塑。

近年来，随着国内垃圾焚烧发电行业逐步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越来越多中国环保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东南亚、中亚、中东、拉美及非洲国家陆续释放城市固废处理需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向之一。

2026年6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6〕54号，简称“《指导意见》”或“新规”或“国办54号文”）。这是继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1号，简称“国办1号文”）之后，国家层面针对私募基金行业出台的又一纲领性文件，也是私募基金领域“1+N+X”政策制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以下简称“旧公司法”）框架下，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主要依赖于公司内部决议程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2024年7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新公司法”）通过第十条的修订，为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提供了更为明确和细致的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