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两非”“两资”（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低效、无效资产）清理工作，是伴随国企改革深化持续推进的系统性工程。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八个核心任务之一是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巩固“压减”工作成果，加快剥离非主营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深入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

施工单位中途退场，是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因各种原因在工程未完工前撤出施工现场。退场后如何清晰、准确地划分施工界面，即承包人已完成工程范围与后续施工单位将承担的未完成工程范围之间的分界，直接关系到双方工程款结算、质量责任界定以及工期索赔等核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六条明确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法第七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处理。”这一规定为中途退场情形下的已完工程价款的结算提供了基本遵循。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对文明底线的温柔拷问。在“银发浪潮”席卷全球的版图上，一场关乎国运与民生的深刻变局正在展开。中国作为全球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未富先老”与“高龄少子化”的多重挑战下，如何跨越周期，通过市场化与法治化逻辑完成谋篇布局？

本文结合行政处罚案例和行政诉讼裁判，围绕处罚基数的选择、“串换项目”的认定、抗辩事由的适用、连续/持续状态对追诉期间计算的影响，以及主动退回的法律效果五个实务争议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就《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回应这些争议展开讨论。

中国公募REITs的法定交易结构，是“公募基金+资产支持证券（ABS）+项目公司”的三层架构。这一结构是证监会《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简称“《REITs指引》”）确立的标准模式，也是酒店REITs必须遵循的基本框架。

在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治理实践中，一票否决权（保护性条款）是平衡投资人风险防控与实控人经营自主权的核心制度安排。它既非绝对的“权利特权”，也非简单的“治理障碍”，而是在法律框架、商业逻辑、监管规则与国资要求多重约束下的精密平衡工具。本文从法律、投资、经营、决策、国资监管、境外对比等多维度展开，结合2025—2026年最新IPO监管口径、司法判例与国资专项规则，系统解析一票否决权的边界、效力、期限、清理、谈判与风险防控，为投融资双方、企业经营者、监管合规人员提供交流借鉴。

在我国内地，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仲”）据闻是率先实行仲裁员与代理律师双重身份任职限制的仲裁机构，也被称为仲裁员的回避，即在册仲裁员回避本仲裁机构案件的代理工作。北仲的限制是彻底的，完全禁止其在册仲裁员担任北仲案件的代理律师。近期，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推出了有限的限制制度，即在册仲裁员可以在没有在审案件的期间担任案件的代理律师。据悉，其他若干内地仲裁机构也有跟进，实行此类限制或回避制度。

国有企业“两非”“两资”（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低效、无效资产）清理工作，是伴随国企改革深化持续推进的系统性工程。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八个核心任务之一是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巩固“压减”工作成果，加快剥离非主营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深入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

2025年，笔者团队在某中院代理了一起商业资产投资合作纠纷二审案件，取得了全面翻案的结果。二审判决项下，我方当事人不仅无需履行一审判决项下近千万的给付义务，反而获得了对方4,000余万元款项的返还。一审判决的主要错误系对合同变更事实的错误认定及对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错误适用。本文拟以此案为切入点，在还原二审翻案思路的同时，重点对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相关理论与实务问题作一梳理与探讨，以期交流。

随着跨境投资日益频繁，外商从中国境内企业取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已成为跨境架构设计与资金汇出管理中的核心事项。此类所得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应税所得，我国税法对其征收规则、扣缴义务、协定优惠及适用条件均有明确规范。实务中，税率和税收优惠的适用等，直接影响境外投资者的实际税负与资金回流效率。本文将结合现行税收法律规定、税收协定及征管口径，就外商取得境内股息红利的涉税规则与税收优惠适用性进行分析和梳理。

202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以下简称“《增值税法》”或“新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增值税规则完成从部门规章到国家法律的升级。对于香港银行等境外金融机构而言，其面向境内客户开展的跨境融资等核心业务是否仍需要缴纳增值税？新法会带来哪些税务影响？本文结合境外银行实务，梳理新规下应税判定、扣缴规则，并提出相应的合规应对建议，为境外金融机构开展境内相关业务提供参考。

近年来，泰国已成为中国资本在东南亚布局的重要目的地，尤其是在地图导航、网约车、汽车租赁及汽车金融领域。然而，以地图导航类综合性出行平台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泰国尝试提供地图导航、叫车撮合、租车服务等一体化服务时，面临多重法律挑战。

2026年4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式对外宣布，以“参与伊朗石油相关交易”为由，将HL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SGLQ石化有限公司、山东JC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XH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SX化工有限公司五家中国炼化实体，列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管理的SDN清单，对其实施全球范围的资产冻结、交易禁止与跨境业务限制。

本系列文章始终围绕建设工程争议评审制度落地的核心症结，致力于提出制度破解的方案。在前述系列文章中，我们已针对程序启动规则、评审组组建与运行规则探讨了全方位框架搭建的方案，厘清了评审程序的启动要件、权力边界与评审组的选任规范、权责体系，解决了评审程序能不能合规顺利启动以及如何规范组建评审组的基础性问题。

近期，笔者代理的一起涉税行政复议案件顺利办结，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复议机关经全面审理后，依法撤销了税务机关要求涉案企业加收4000余万元滞纳金的行政行为，责令其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其中，关于涉案补税不应加收滞纳金的认定，成为本案最具实务参考价值的法律亮点，也为同类涉税争议处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再审程序是对已生效裁判的再次审查和审理，属于司法救济的最后手段，其核心目的是在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基础上，为可能存在的司法错误提供补救途径，实现“有错必纠”，同时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然而，再审程序毕竟是对既判力和二审终审制度的突破，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措施，其启动无论在立法设计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和谨慎性，以防止再审程序被滥用及被异化为普通程序。因此，再审程序的启动具有较高门槛，绝大多数申请再审的案件都面临被裁定驳回申请的结局，很多当事人甚至律师同行均未经历过完整的再审程序，也因而对再审程序存在诸多的疑问或误解。

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对赌协议项下的股权回购顺位约定是平衡不同轮次投资人风险与收益的重要条款，司法实践中因回购顺位引发的争议亦日趋增多。笔者近期接待AC基金管理人的咨询，AC基金作为目标公司第一顺位回购权人，在对赌触发后与目标公司创始人达成一致，决定清算目标公司。因AC基金享有清算优先权，可以获得与行使回购权基本相当的收益，但如此一来，顺位在后的投资人将无法从清算财产中获得分配，故已有顺位在后的投资人提起回购仲裁。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正式施行。本次解释是对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16年解释”）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修订，不仅大幅调整了量刑数额标准，更在情节认定、刑罚适用等多个维度进行了重要革新。作为专注职务犯罪辩护的律师，我们认为，此次修订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技术性调整，更是司法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货币购买力变化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直接回应，必将对未来的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产生深远影响。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集中曝光辽宁、贵州、江苏、北京、河北、广东6省市医美行业偷税大案，6家医美机构均以私户收款隐匿收入为核心手段，通过账簿少列收入、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单案少缴税费最高达385.11万元，最终被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最高超626万元。笔者作为税务律师，深耕涉税法律服务多年，在执业过程中，见证了大量市场主体因税务合规管理缺失、涉税行为不合规，被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务稽查后，陷入经营困境，甚至一蹶不振的现实境遇。

家事纠纷并非单纯的法律利益博弈，而是身份、情感、伦理与权益的深度交织——夫妻反目时的针锋相对，兄弟姐妹争产时的手足反目，老人赡养无门时的孤独维权，每一场纠纷的背后，都是破碎的亲情与疲惫的人心。这类案件里，没有绝对的赢家，即便最终拿到胜诉判决，面对受伤的孩子、疏离的亲人、冰冷的家庭，“胜利”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