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5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发布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以下简称“2025年版目录”）。作为引导外商投资的最新政策文件，该目录将于202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以下简称“2022年版目录”）。

近日，商务部正式发布《企业境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指引》（商合函〔2025〕673号）（以下简称《指引》）。该《指引》共七章五十三条，旨在系统引导境外经营企业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社会责任全面融入跨国经营战略。作为中国政府面向“走出去”企业提供的综合性指导文件，《指引》标志着对企业海外运营的战略指导发生了深刻转变：境外履行社会责任（CSR）已从一项可选择性的“软约束”或辅助性公关工具，升级为企业跨国经营不可或缺的“硬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主线。

随着虚拟货币逐渐成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其在离婚案件中的分割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围绕虚拟货币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定性争议、价值认定、举证困难、执行障碍等核心问题展开分析，梳理了当前法院裁判的三种主要路径，并结合实务难点提出相应的证据固定、协议设计与诉讼应对策略。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虚拟财产已成为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离婚分割与继承等家事领域的处理难题也日益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1]首次明确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对于虚拟财产如何认定、是否可以分割或继承、如何进行分割、分割不成如何确认虚拟财产的价值等问题仍没有具体的规定。本文将从法律定性、离婚分割与继承规则、司法实践难点等方面对虚拟财产处理进行分析归纳和论证，从而梳理虚拟财产在家事领域的处理规则。

笔者在2023年11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内地与香港法院民商事判决互认与执行的趋势与法律实务分析》中指出，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发生，否则2024年必将成为内地和香港判决互认与执行元年，一系列的互认安排与指导细则将会陆续出台。果不其然，2024年1月29日，新的互认安排不仅如期生效，并且在过去的两年中，内地和香港不断深化司法协助，增强法治交流，高层互访频繁，民间互访更是从不间断，大湾区也成为了“两地律师执业”的前哨站。越来越多的香港律师涌入内地开拓市场，越来越多的内资律所也采取“联营所”的方式在香港布局。

2025年，几内亚西芒杜铁矿正式进入商业化投产阶段，标志着中国企业在海外高品位铁矿资源布局取得历史性突破。作为全球已知品位最高、储量最大的未开发铁矿之一，西芒杜项目的成功不仅缓解了我国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的压力，更凸显了海外权益矿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单一依赖海外项目仍难根本解决中国铁矿石供应链脆弱性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跨境贸易与海外代购行为日益呈现便利化与常态化趋势，自然人或企业自境外采购商品后携带入境的法律风险愈发凸显，其中涉及走私犯罪的认定及各环节主体的责任划分已然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本文以笔者近期办理的一起走私宝石案件为引，该案中，跨境采购涉及的多种行为模式是否均构成走私犯罪，在缉私与检察部门引起了较大争议。

随着电动垂直起降（eVTOL）等新型航空器井喷式发展，其高度集成、软件定义及AI飞控等特性对基于传统航空器的适航审定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立足于法律与技术的双重视角，系统分析了现行审定规则在标准适应性、方法有效性及资源分配上面临的困境，梳理了国际上的主要应对策略与创新实践，并重点解读了中国在新修《民用航空法》框架下所进行的适航审定体系改革。文章最终从企业实操层面，提出一套融合法律合规与工程技术的取证效率提升方法，旨在为新型航空器安全、高效地投入市场提供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路径参考。

站在2026年初观察中国矿产资源行业，可以明显感受到一条正在成形的变化主线：矿业的发展日益嵌入法治化管理、国家资源安全、绿色低碳转型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多重条件的复合体系之中。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于2025年7月1日开始施行，矿业权的法律属性、资源保护责任和开发约束更加清晰；绿色矿山建设、智能化改造、关键矿产保障、低碳要求和新能源融合，正转变为企业在项目推进、融资安排和合规管理中必须面对的现实。矿业企业单纯依靠资源禀赋或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应对新的制度和市场要求。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的律师行业，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型，是一部从早期殖民时期的“法律辅助人员”演进为现代国家“司法三大支柱之一”的职业发展史。这一转变的核心标志与制度基础是2003年印尼颁布的《律师法》（Law No. 18 of 2003 on Advocates）[1]。该法的诞生统一了长期分散的法律执业标准，确立了律师（Advocate）作为独立法律职业的地位。本文将以《律师法》的演进为主线，从印尼律师协会的格局、律师行业的现状与挑战，以及外国律所与外国律师的准入路径三个方面，对印尼律师行业进行探讨和研究。

在国际贸易救济体系中，反倾销调查常被视为结论高度可预期的制度：在多数法域中，案件往往沿着“启动调查—作出初裁并采取临时措施—终裁征税”的路径推进，并以征税作为常见落点。然而，以色列近期针对自中国进口的铝型材及铝管（下称“案涉产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却呈现出明显偏离常态的程序走向：竞争事务专员对征税提案提出技术性反对后，经济部长仍积极下场寻求征税，而财政部长则在同一天明确拒绝批准。短短一年半内，同一案件在不同机关间出现多套取向不一的判断，程序与结论多次转折，也使结果预判扑朔迷离。

2026年1月14日至17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加两国在高层经贸磋商基础上形成中加之间关于经济和贸易问题的初步原则性协议。根据协议，加方拟调整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措施，拟为中国电动汽车设立每年4.9万辆的初始国别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战略部署，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划定了核心方向。“十五五”时期作为我国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科技创新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突破，更强调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向现实生产力高效转化，而这一过程的顺畅推进，始终绕不开权属界定与激励机制两大关键问题。

本文系对作者在“‘夯实法治根基 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大成工程与基础设施2025年度论坛”上主题演讲内容的梳理与提炼。该论坛于2025年12月23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成功举办，作为“2025（第十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法律界及企业界的150余位代表，围绕城市转型关键期的政策导向、投资重点与法治保障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979年至1987年，我国法律服务机构统称“法律顾问处”，后逐步更名为“律师事务所”，且均为国办性质。1988年，司法部发布《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深圳诞生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1993年，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走向多元。至2007年《律师法》修订，合伙、个人与国家出资三种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正式确立。如今，国办所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律师事务所多以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与个人所形式存在。

刑事传唤，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均未被界定为刑事强制措施。然而，司法实践中，传唤却常被扭曲为一种事实上的强制到案手段，演变为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之外的“第六种强制措施”。这种异化不仅侵蚀程序正义，更直接冲击自首认定、非法证据排除等核心制度。例如，在有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确系经传唤后自行到案，并如实供述罪行，本应构成“自动投案”情形，却因办案机关将其视为“被动到案”而未能认定自首，客观上限制了自首制度的适用范围与激励效果。

ICC第19459MHM号案件（以下简称“本案”）是两家塞浦路斯公司Juvel Ltd.和Bithell Holdings Ltd.（作为申请人）和投资东道国波兰（作为被申请人）之间的一起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不同于国际商事纠纷，国际投资争议是指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由于国际投资活动所引发的争议。外国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的主要依据是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条约，包括多边条约、双边条约[1]。本案中，申请人通过收购一家波兰电信公司（Sferia）的股份，投资于波兰电信市场。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作为我国诉讼制度中一项特殊的救济与纠错机制，其制度内核始终贯穿着“依法纠错”与“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本文旨在结合近年司法实践数据，剖析再审程序的运行逻辑、案件审查思维，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在终局性价值优位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程序约束实现有限而有效的纠错。

对于习惯了内地保险规则的客户而言，填写投保书似乎是一件简单机械的工作——投保问卷问什么就答什么。这种“被动式告知”的披露习惯，符合内地《保险法》第16条确立的“询问告知规则”，但在“一河之隔”的香港，却可能埋下巨大的理赔隐患。

2026年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召开2026年系统工作会议。2025年，资本市场“严监管”态势持续加强，上市公司监管体系从“立柱架梁”迈向“系统深化”，“行政+民事+刑事”立体化追责机制全面延伸覆盖。全景观察立足上市公司视角，系统梳理全年监管机制变化、六大核心证券风险类型，剖析典型案例并给出针对性合规建议。相较于往年，本次观察新增“常见问题解答”“案例合规参考价值”两大核心模块，以实操性问答厘清合规边界，以个案价值提炼行业借鉴，让风险分析更具指导性与实操性，为上市公司精准识别、有效防范证券风险提供全面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