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大众婚恋观念的多元化转变，非婚同居已成为部分群体的生活选择。由此，因非婚同居产生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纠纷也逐步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施行之前，人民法院审理该类纠纷主要依据1989年11月21日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随着《民法典》施行，《若干意见》自2021年1月1日起废止，但《民法典》本身并未就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适用及财产处理规则作出专门规定。

代际财产传承是当前我国家族财富治理的核心议题，父母在子女婚后赠与大额资金，已然成为高净值家族以及普通家庭主流的财富规划路径。该路径既能够在情感需求层面满足父母扶持子女的初衷，又能够在传承需求层面实现家族/家庭财富的交接。

对国有企业而言，2026年无疑是一个合规高压年。2025年底，监管层面接连出台两项重大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修订发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以下简称“廉洁规定”）与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发布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6号）。两项新规叠加此前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贸易管理严禁各类虚假贸易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3〕74号），以及涉及中央企业穿透式监管要求的《关于做好2025年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已在国有企业贸易合规领域形成了一套“锁死行为、约束主体、严惩违规、穿透核查”的立体监管网。

中国公募REITs的税收政策框架，以《关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号，以下简称“3号公告”）为核心。该公告针对REITs发行涉及的两个关键环节——资产重组和股权转让，制定了专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效解决了REITs设立环节的重大税务障碍。

2026年第一季度，证监会及各地证监局延续“零容忍”执法高压态势，行政处罚覆盖范围从传统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进一步向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私募基金合规、交易行为规范性等“长尾领域”延伸。监管层不仅紧盯上市公司“内部人”，也将执法利剑指向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私募基金管理人、期货从业人员等多元市场主体，释放出“全链条追责、多主体覆盖”的强烈信号。

2026年4月2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制定发布《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以下简称“董秘规则”），作为证监会首部专门规范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职的专项监管规章，该规则将于2026年5月24日正式施行，并设置了至2027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此次董秘规则并非对原有规则的简单修订，而是对上市公司董秘制度的系统性重构，在任职门槛、职责定位、履职保障、责任追究等核心维度均做出颠覆性调整，彻底改变了A股市场长期以来董秘岗位的定位认知与履职生态。本文将从政策背景、核心变化、市场现状、现实博弈、实务操作等全维度展开深度解读，既为上市公司及在职董秘提供落地指引，也深度剖析行业职业变革与治理逻辑。

近期，多家红筹拟上市公司被监管部门问询税务合规问题，红筹架构的税务问题引发关注，优惠税率的本意是鼓励外商投资，同时给了红筹企业筹划空间。2025年8月，国内知名社交平台MM（红筹架构，纳斯达克上市）接主管税务机关通知，因香港母公司不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不可享受5%的协定优惠税率，内地子公司需按10%的预提所得税补缴税款，总额高达人民币5.479亿元。

如笔者在文章红筹架构拆除流程解析（上）中的解析，红筹架构拆除的惯常流程可以总结为：内部决策批准拆除红筹架构——境内融资/上市主体确定——终止VIE协议（针对VIE架构而言）——境外融资主体投资人股份处置——境外员工激励计划处置——调整WFOE与境内运营实体的关系——境外主体处置——37号文注销登记。

2026年初，中国证监会连续出具1至3号罚单，集中打击操纵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单季度累计罚没金额近11亿元，彰显了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从严从重惩治的监管基调。本季度，监管层持续贯彻“零容忍”方针，在保持对资金优势型、对倒拉抬型等传统操纵手段高压态势的同时，进一步将执法利剑精准指向利用自媒体影响力实施的新型“抢帽子”交易。

AI数字仿真人经纪合同是以自然人肖像、声音、形体等人格要素为基础，通过深度合成技术生成数字虚拟人格并开展商业化运营的复合型商事合同，兼具委托经纪、人格权许可、知识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等多重法律关系。在数字经济与文娱产业融合背景下，此类合同呈现出授权范围泛化、期限长期化、权利义务不对等、违约责任畸重等特征，对艺人人格权益、财产权益与职业发展空间构成多重法律风险。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规范为依据，结合司法裁判规则，从艺人方律师视角，系统解构AI仿真人经纪合同的法律定性、核心风险，并提出签约风控、履约管理、争议解除与权利救济的系统化实操方案，为艺人方在数字人格商业化场景下实现合法权益最大化提供理论与实务支撑。

大型空间表演艺术装置是指融合美术设计、机械结构、动态操控与现场表演于一体的立体造型艺术作品，通常以巨型化、拟人化、可动巡游为特征，在公共空间中实现沉浸式文化表达。此类装置兼具静态视觉美感与动态表演功能，其创作涉及造型设计、色彩搭配、结构工程与表演编排等多维度智力投入。

承接系列前文对争议评审本土化落地七大核心症结的系统梳理，本文聚焦所有症结的首要与基础性问题——评审结果的称谓与效力。名称与效力的混沌，是阻碍这项制度被市场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政府投资项目主体广泛接受的第一重障碍。在国内实践中，各地法院、审计机构对评审文书的性质认定、效力采信标准不一，最终导致市场主体尤其是国企，因顾虑合规风险不敢用、不愿用，即便用了也常面临“评了白评、执行落空”的困境。

“示范性判决”，简言之，是在诸多同类案件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裁判，并以此对后续平行案件发挥指引、参考乃至约束作用的特殊裁判机制。其核心逻辑在于“纲举目张，以点带面”——通过一个示范案件的先行审理，为平行案件确立共通事实与法律适用的裁判基准。

2026年4月20日，在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6〕7号），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新解释全面修订并替代了2021年施行的旧解释（法释〔2021〕4号），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精细化、体系化方向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自2021年原司法解释施行以来，全国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结知识产权案件共1471件，其中仅2025年一年即达505件，判赔金额18亿元，有力地震慑了侵权者。然而，随着制度实践不断深入，“基数确定难”“故意认定标准模糊”“侵权人换壳逃避责任”等新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新解释正是在全面总结五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这些痛点问题作出的系统性回应。

外卖平台的兴起重塑了餐饮消费格局，但对外卖平台的监管与执法实践相对滞后，未能对外卖平台全业务链条形成全面覆盖。传统餐饮监管依赖“看得见”的实体门店——食药监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证照核验等方式实现源头治理。然而，当餐饮服务经由数字平台实现交易时，线下物理空间与线上交易流程的分离，使得监管链条被割裂为彼此脱节的若干环节。

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大量存在一手购私者通过指示交付，指令走私人直接将货物交付给二手购私者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因走私人与一手购私者常未到案，办案机关易以外币结算、汇率折算、直接交货等外观事实，直接依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认定二手购私者构成走私罪或走私共犯。本文以民法交付规则、刑法条文本义、司法解释边界、证据裁判原则为四维框架，论证二手购私者不成立“一手购私”、不满足共犯“通谋”要件，应排除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适用并坚守无罪辩护底线。

建设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程序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核心环节，承载着查明工程价款这一关键事实的重要功能。在这一程序中，发包人与承包人作为对立的诉讼主体，各自秉持不同的利益诉求与程序目标，形成复杂的博弈关系。承包人通常希望通过鉴定程序证明较高的工程造价，以获取更多的工程款；发包人则倾向于通过程序把控降低造价认定，控制投资风险。两种视角的碰撞与平衡，构成了鉴定程序运行的内在张力。

2026年开年，中国证监会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1月15日，证监会召开2026年系统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坚持依法从严，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进一步严肃市场纪律，坚决打击财务造假、操纵价格、内幕交易等恶性违法行为，畅通行政刑事衔接机制”，并提出“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提高线索发现能力和监管穿透力”。

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新《公司法》”）在延续并完善人格否认制度的同时，为司法实践注入了新的规范依据。本文以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为双重规范基础，结合最新司法判例，系统性重构“人格混同”与“过度支配与控制”两大核心路径之一“人格混同”的认定规则。通过“规范意旨—典型案例—裁判规则”的三层分析结构，文章旨在揭示人格否认制度从抽象规范到具体裁判的转化逻辑，剖析其审慎适用的法理基础与司法尺度，并对新法实施后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以期为理论与实务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