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笔者代理的一起涉税行政复议案件顺利办结，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复议机关经全面审理后，依法撤销了税务机关要求涉案企业加收4000余万元滞纳金的行政行为，责令其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其中，关于涉案补税不应加收滞纳金的认定，成为本案最具实务参考价值的法律亮点，也为同类涉税争议处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再审程序是对已生效裁判的再次审查和审理，属于司法救济的最后手段，其核心目的是在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基础上，为可能存在的司法错误提供补救途径，实现“有错必纠”，同时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然而，再审程序毕竟是对既判力和二审终审制度的突破，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措施，其启动无论在立法设计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和谨慎性，以防止再审程序被滥用及被异化为普通程序。因此，再审程序的启动具有较高门槛，绝大多数申请再审的案件都面临被裁定驳回申请的结局，很多当事人甚至律师同行均未经历过完整的再审程序，也因而对再审程序存在诸多的疑问或误解。

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对赌协议项下的股权回购顺位约定是平衡不同轮次投资人风险与收益的重要条款，司法实践中因回购顺位引发的争议亦日趋增多。笔者近期接待AC基金管理人的咨询，AC基金作为目标公司第一顺位回购权人，在对赌触发后与目标公司创始人达成一致，决定清算目标公司。因AC基金享有清算优先权，可以获得与行使回购权基本相当的收益，但如此一来，顺位在后的投资人将无法从清算财产中获得分配，故已有顺位在后的投资人提起回购仲裁。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正式施行。本次解释是对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16年解释”）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修订，不仅大幅调整了量刑数额标准，更在情节认定、刑罚适用等多个维度进行了重要革新。作为专注职务犯罪辩护的律师，我们认为，此次修订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技术性调整，更是司法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货币购买力变化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直接回应，必将对未来的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产生深远影响。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集中曝光辽宁、贵州、江苏、北京、河北、广东6省市医美行业偷税大案，6家医美机构均以私户收款隐匿收入为核心手段，通过账簿少列收入、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单案少缴税费最高达385.11万元，最终被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最高超626万元。笔者作为税务律师，深耕涉税法律服务多年，在执业过程中，见证了大量市场主体因税务合规管理缺失、涉税行为不合规，被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务稽查后，陷入经营困境，甚至一蹶不振的现实境遇。

家事纠纷并非单纯的法律利益博弈，而是身份、情感、伦理与权益的深度交织——夫妻反目时的针锋相对，兄弟姐妹争产时的手足反目，老人赡养无门时的孤独维权，每一场纠纷的背后，都是破碎的亲情与疲惫的人心。这类案件里，没有绝对的赢家，即便最终拿到胜诉判决，面对受伤的孩子、疏离的亲人、冰冷的家庭，“胜利”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逐渐演变为企业核心生产要素与市场竞争的关键资源。在全球化、数字化浪潮的深刻推动下，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由数据驱动的深刻变革。数据，已从简单的信息记录符号，跃升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关键新型生产要素，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核心力量。在各种数据类型中，企业数据是经营主体投入智力成果与经营资源形成的商业资产，具备鲜明的财产属性和生产要素特征。

如果说组织形式是制度运行的框架，那么评审组的全流程规则体系，就是制度运行的核心内核。当前国内行业实践中，关于评审组的全流程规则尚未形成统一共识，各类示范文本、机构规则各行其是，规则空白与认知分歧并存，正是本系列前文梳理的第七大核心症结。

当前，资管产品风险处置中最敏感、也最考验机构功力的一个维度，在于高净值客户的受托关系管理。本文将从客户关系和信托义务角度，从信托法定义务基础、适当性义务的差异化履行、程序合规与实质公平之平衡等三个方面，结合近期司法案例，谈谈机构在清退中如何平衡对特定客户群体的责任与合规要求；同时以《金融法（草案）》为契机，对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提出看法。

笔者在代理抵押权人提起的一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再审案件中，就税收债权优先性问题提出专业代理意见，最终获福建省高院再审改判支持。本案的裁判结果不仅维护了客户上千万元的合法财产权益，其裁判逻辑更是对全省同类案件中认定抵押权与税收债权的优先受偿顺位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或将推动此类问题裁判标准的统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高净值人群财富结构的多元化，跨境离婚案件日益增多，其涉及的财产分割、多法域司法协作、信托受益权认定等问题，较普通离婚案件更为复杂，对家事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聚焦高净值客户涉外离婚案件的核心难点，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从跨境财产分割、多法域司法协作、信托受益权认定三个核心维度，解析实务中的痛点与破解路径，同时分享涉外案件管辖权确定、舆情防范的实操技巧，嵌入典型实务案例，为家事律师提供高端服务的思路与参考，助力精准维护高净值客户的合法权益。

导读：本文以笔者律师团队代理的一系列真实、复杂的重大设备采购安装合同纠纷案例为样本，探讨实务中关于“最终验收”产生重大争议的问题，分析多案司法裁判的观点，并提出实务工作建议。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高速发展。与此同时，行业过度竞争引发价格战频发，虚假促销、隐性收费、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价格行为屡现，智能汽车领域“付费解锁”等新型商业模式亦引发大量消费者投诉。前述乱象既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亦压缩行业整体盈利空间，制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民事公平与商事公平的冲突是近年来司法裁判的难点。商法因其内在特性，更注重程序正义、交易稳定和效率，在利益权衡中自然倾向于信赖行为外观，而非仅将其视为“例外”；民法则始终将意思真实与权利真实置于核心，强调实质正义。

2026年4月22日，香港保险业联会（以下简称“保联”）召开记者会正式公布《危疾定义标准化之最佳行业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文本于2026年3月定稿，将于2026年9月1日起生效。这是香港保险业首次以行业自律方式，对危疾保险产品中的16项主要危疾及5项早期危疾的中英文定义予以统一，并配套推出日常生活活动统一术语。

离婚纠纷中，配偶一方要求分割对方名下一人公司股权时，是否意味着其必须共同承担持股方作为股东应承担的公司债务，是司法实践的难题。一人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在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其适用以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为前提，而非基于股东身份本身。一人公司股权与公司债务不存在直接关联，股权分割仅是财产权的移转，不构成债务的概括承继。配偶要求分割股权的行为本身，不当然决定其需共同承担公司债务。但特定情形下，如持股期间存在人格混同、未实缴出资且配偶明知或应知、或公司债务实际用于共同生活时，配偶可能需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责任。

本文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多国法律专家视野、境内外企业实务操作三维度，系统拆解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与出口管制的法律依据、审查机理、全流程规则、监管红线、全球对比，为一级/二级市场、实控人、海外投资方、上市公司提供全流程合规指引与风险预防方案。

争议评审程序的启动，是整套制度落地运行的第一道关口。实践中最常见的困境是：即便合同事先约定了完整的争议评审条款，一旦争议实际发生，一方往往会以各种理由拒不配合、消极对抗，导致评审程序根本无法启动，合同中精心设计的评审条款沦为一纸空文。

2026年被国家数据局定义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在这一背景下，数据资产证券化，即数据资产ABS作为连接数据要素与资本市场的核心金融工具，正从“概念探索”迈向“规模化落地”。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沪深交易所年内已受理39单数据资产ABS项目，申报总规模突破1293亿元。全市场各类贴标或实质挂钩数据资产的ABS项目已超过40单，累计融资额逾120亿元，另有超过100单项目处于申报通道，预计总规模将突破2000亿元。仅2026年3月单月，交易所受理量便超过了2025年全年总和，数据资产ABS由此正式驶入爆发式增长的快车道。

“AI中医”即人工智能中医，是利用大数据、物联网（LoT)、云计算及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对传统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临床医学、药物研发、供应链管理、传承教育等深度融合所形成的全链条数字化重构与智能化升级的全新服务体系。它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场从诊疗手段、决策逻辑到服务模式与产业发展的范式革命，旨在让千年中医智慧以更标准化、客观化、普惠化的方式服务于当代健康需求。